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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业的发展

陶器的制作,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一项手工生产劳动,早在距今7000—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我国境内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陶器的制作,其起源甚至还可追溯到更远古的年代。新石器时代出现陶器,是和农业的发展有极密切联系的,因为谷物的贮藏和饮用水的搬运,都需要这种新兴的容器——陶器;此外,没有陶器,肉类和谷物就不易成为熟食。与此同时,陶器的出现促进人类进入金属时代,因为陶器除作烹煮食物的用具之外,还因它的耐火性能而被用来作为冶炼金属之用具。

中国社会到了商代,进入了有文字(甲骨文)记载的历史阶段,手工业不仅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而且各种手工业之间又有了分工。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中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线中,在不断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创制出了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原始瓷器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创造,是陶瓷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它为我国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的各种手工业生产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设立职位对各种手工业进行管理。原始瓷器的烧制工艺,在商代后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而且出产的地区也较前更为扩大了。在这一阶段,对我国制陶手工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已开始把陶器的应用扩大到建筑方面,如板瓦、筒瓦、瓦当、瓦钉等等,砖瓦从此成为建筑中的重要材料,烧制砖瓦成了陶业中的重点业务。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器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其烧制和使用的数量,约占同期陶瓷器总数的一半左右。同时,战国时期的建筑用陶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我国古代建筑中使用的砖瓦的几种基本类型如筒瓦、板瓦、瓦当、大小方砖和长方砖等,这时己大都具备,空心砖的生产更是战国陶工的一项重要创造。战国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城邑规模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生产更加集中,更加专业化,开始有私营作坊出现。

秦汉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陶俑,如西安的兵马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我国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久远和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陶制建筑材料的生产,无论是制品质量和花色品种,还是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比战国时期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在当时的陶业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低温铅陶釉的发明,是汉代陶瓷工艺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应用和推广,为后来各种不同色调低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更由于两汉近四百年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的积累,制陶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终于在东汉中、晚期,原始瓷发展为瓷器,取得了我国陶瓷生产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完成了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

由原始瓷发展为瓷器,既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也是对世界物质文明的贡献,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广为烧造,满足民间日用之需,这在客观上为瓷器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瓷器制作日益精美.最后在日用器物的领域中逐渐取代了部分铜器和漆器的地位,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给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业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三国到南北朝的360余年中,在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发达,商业繁荣和重要都市的建立,为瓷器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东汉晚期出现的新兴的制瓷工业迅速地成长起来,制瓷工匠们对胎釉原料的选用、成型、施釉方法、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和革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江南的瓷器生产呈现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北方的陶瓷手工业在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下,首先烧制成功了青瓷,以后进一步地发展了黑瓷和白瓷。白瓷的出现,是我国劳动人民又一重大的成就,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没有白瓷,就不会有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美丽彩瓷的出现。因此可以说,白瓷的出现是制瓷手工业的又二个飞跃,是陶瓷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为我国制瓷工业开拓了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突出发展的时期。陶瓷发展到隋唐,也进入一个繁荣成长的阶段。表现在:第一,瓷器在隋唐普遍用较高温度烧成,胎质更为致密;第二,部分漆器、金属器及铜器的使用逐渐为瓷器所代替,瓷器生产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注意;第三,到了唐代,正式出现“窑”的专称,象征着产量的增长。由于隋朝历年短促,隋代的陶瓷工艺不曾表现出超越前代的建树,表明隋代在陶瓷史上开始了一个新时期的是北方的瓷业有了新的发展。

唐代,随着社会的一时安定和经济的繁荣,陶瓷的制作在隋代的基础上更跃进了一步,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即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白瓷向青瓷的传统地位提出了挑战。陶瓷艺术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是唐代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是不少的。所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使用可能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表明唐代陶瓷业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唐代的陆上、海上的交通很发达,沟通中西的丝路空前繁荣。至迟从9世纪下半叶起,除丝织品外,我国的瓷器也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输出到国外。起初也许还不是有意识地向海外开拓市场,但它显然为宋代陶瓷大量外销开了先路:唐代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落后地区的开发,都为陶瓷制品准备了市场。

经过晚唐和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到了宋代,终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业相当发达,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城镇,并且已产生了行会组织。北宋开始,中国的瓷器尤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宋瓷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得唐瓷瞠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陶瓷史家通常用多种瓷窑体系的形成来概括宋代瓷业发展的面貌.但这些瓷窑体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出现的是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了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

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与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便是提高质量。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各个瓷窑问的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还是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瓷器的装饰技术除发展了传统的划花、刻花及印花技法之外,又创造了用毛笔加绘的新方法,纹饰奔放流畅,充分反映民间艺术的生活气息,有独创的风格。此外,钧瓷的窑变色釉、瓷器的黑釉装饰、影青与釉上加绘等等均表明宋代瓷器的卓越成就。

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输出国外,到了宋代,瓷器对外输出又有发展。在亚洲的东部、商部、西部及非州东海岸很多国家发现了我国宋代瓷器,不仅行销的市场较唐代有了扩大,而且数量也有了急剧的增长。共主要原因,一是宋王朝立国之初就比较重视海外贸易,把对外贸易的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收人,专门设立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二是派遗使臣开拓海外贸易;三是奖励海外贸易;四是大力发展造船业,海船设备齐全,航海技术得到了提高;五是制瓷业蓬勃发展,各地新兴的瓷窑不断出现。

元代在我国历史只存在了90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在南宋和金的己有基础上,经济领域的很多方面,特别是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成就,为明、清两代该地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因此在日后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元政府也特别重视对外贸易,瓷器对外输出的数量较之宋代更有所扩大,元代瓷器在东南亚地区出土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宋代瓷器。元在未建国前,早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到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元代的瓷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初,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在瓷器方面,官窑与民窑的生产都有了急剧的增加,到16世纪时,明代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包括瓷器制造业在内,都有一部分进入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由于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成熟的技术条件,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汇集,形成了景德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景德镇从事瓷业谋生,包括工场主和雇工的人数已达加10万余。当时的景德镇,其产品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和对外赐赏与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由于官窑的特殊性,其烧制的瓷器只有部分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性质。而民窑则全是商品生产,手工业者的收入和再生产,都完全依赖于市场,依赖商业流通。因此,民窑比官窑显示出较多的优越性。嘉靖时,民营瓷窑的窑炉,因为经过改革。在燃料消耗量相同的情况下,烧一窑的产量比官窑大三倍以上。也正由于官窑的特殊性,官窑对景德镇民营制瓷业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占用了最熟练的制瓷工匠;独占了优质瓷土和青料,并且限制民窑的产品品种;用“官搭民烧”的办法对民窑进行盘剥。

从现在已发现的材料看,明代的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几乎遍及亚、非、欧、美各州,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型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明代瓷器。明代瓷器的输出主要通过下列四种途径:一是明朝政府对外国的赠予;二是各“入贡”国家使节回程的贸易;三是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大规模的远航贸易;四是民间的海外贸易.而且在明代后期,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也出现了从陆路输出。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发展的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部分土地重新分配.清政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减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社会经济进人了一个繁荣时期,我国制瓷工艺达到了历史高峰,造瓷技术有更大进步,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产品的品质之精,造型之多样,彩釉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至18世纪的清代前期,国外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是十分巨大的,特别是欧州人对于中国瓷器的喜爱,不亚于对奇珍异宝,中国瓷器不仅作为日用品受到广大顾客的喜爱,而且在贵族上层间,优质的中国瓷器已经作为夸耀财富的手段。当时中国瓷器的输出,主要通过清政府对各国外交使节的‘赐赠”和民间的对外贸易这两条途径。18世纪下半叶,欧州的法、德、意、奥地利等国都纷纷仿造中国瓷器,中国的外销瓷一度有减退的趋势。但是当时欧州瓷器的价格十分昂贵,中国外销瓷器不仅价格较低,而且在造型、装饰上都能按照欧州人的需要进行生产,因此清代前期,欧州始终是中国外销瓷的主要市场。随着中国瓷器贸易的发展,很多地方出现了经销和承接委托定制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店。1774年的英国《伦敦指南》中说明,在伦敦至少有52家这样的商号。

中国瓷器到乾隆时,虽然集中国历朝名窑之大成,在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但乾隆一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经济由最盛而转衰的一个分界点。其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瓷器已经不能保持以往的繁荣,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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